他对于开会讨论诸如和平、防务、国家争端之类纸上谈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热衷于势力均衡术的中国头号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协作方案的国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具有道德正义感，不过他涉及复杂的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不全面，或者说落后于时代。

　　毛泽东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对超级大国的行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敌人在联合国的声音。这是自然的。毛泽东为中国进人超级大国的大同盟跃跃欲试，而不满足在“新兴国家”的小伙伴中作头领的地位。

　　1973年早春，当来自蒙古的风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与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谈判桌前。中美两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终于达成协议:在双方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其实是大使馆)。

　　中美联合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既定事实。可是，仍有人对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的握手表示怀疑。在昆明召开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言辞激烈地说:“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谈判。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

　　有位发言人(他的发言稿被台湾特务弄到手)极力反驳了对毛泽东亲美政策的抨击。他对解放军一些低级或高级军官说:“尼克松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而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怎样理解毛泽东脱离曾亲如兄弟般的苏联阵营呢?这份发言稿婉转地指出:“当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像尼克松一样，毛泽东也无法告诉他的人民，其政策没有改变。只有解放军军官才知道中国的对美政策已经改变，正像美国人能发现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一样。

　　政治局出现了新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1973年9月，江青凌厉地批评了周恩来，甚至过火地说他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接下来的月份，毛泽东迎合了他妻子对周恩来的批评，尽管他拒不同意把同周恩来的争论与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相提并论。

　　善于适时应变的毛泽东除了对原则性问题运用他的说服力毛泽东和邓小平1974年在Ar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后，又委任他担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周恩来病重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总是喜欢处在中间地位。这样，他就能根据辩证法的旋涡或自己的兴致决定向左还是向右。

　　1973年，毛泽东发

　　请收藏：https://m.9js1.com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